1949年10月1日下午，北京城上空晴朗股票配资排排，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此起彼伏。站在人群里的刘策成紧了紧长衫，他已经66岁，听见国歌响起时，低声说了句：“这小子真成了。”周围的掌声湮没了老人的感慨，可那一刻，他下定决心——再老也要出力。
溯回到1923年春，长沙骤雨刚停。时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刘策成把署里的木格窗推开，风吹散案头的公文。他刚得知赵恒惕准备以“煽动农运”为名逮捕毛泽东。刘策成对署长王建屏说：“务必让他先走。”王建屏犹豫片刻，握拳点头。几小时后，两名警员赶到毛泽东住处递话，毛泽东携手下迅速撤离，赵恒惕的围捕无功而返。
刘策成与毛泽东的师生情缘始于1915年。那时，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授历史，毛泽东常带几本线装书来旁听，两人偶尔辩论“商鞅变法得失”，课堂外又讨论庄子。刘策成赏识这个思维锋利的学生，说他“志气锐，思路新”。1918年，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，缺少启动资金，他写信给老师求助，刘策成掏出300银元，不留一句客套。
抗日烽火年代，两人行踪各异，少有音讯。1939年冬，衡山会馆灯烛昏黄，刘策成与周恩来一见面，周恩来笑道：“润之托我向您问好，说当年长沙之事一直记着。”老人成竹于胸地摆摆手，却没多谈自己。
新中国成立，刘策成已年近花甲。他研究庄子数十年，自认还能再挥毫十载。1950年8月16日，他提笔致信中南海，请求安排文史工作，大半篇幅都在介绍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的写作计划。毛主席阅后，立即回信：家庭土地交农会，至于工作，“不需来京”，可去长沙面见省长程潜。
拿到回信，刘策成旋即南下长沙。程潜见了他，礼数周全，将其安排为省政府参事，待遇优渥。然而参事日常多是接待与建议，离他想象中的清净书房相距甚远。半年过去，参事室的事务拖慢了他对庄学的整理，他再度执笔写信北京，并附上样书样章。
毛主席再次回信，直言“地点似在长沙为宜”。字句温和，却仍未松口。时光不等人，刘策成已68岁，自忖再迟，恐无精力补订全书。1951年春寒料峭，他携数十页手稿、少量盘缠，只身坐火车北上。抵京第二天，他给毛主席留言：“学生已在京。”
毛主席公务繁多，仍抽空批示：已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接洽，并嘱工作人员送来生活费，安排他暂住新饭店。李维汉与周恩来商议，认为中央文史研究馆更合适。6月中旬，周恩来签发聘书，特聘刘策成为馆员。
当天傍晚，邮差辗转把聘书送到新饭店。老人展开红边聘书，愣立良久，眼圈红了，却只是自语：“终于不用再写求职信了。”翌月，他将家眷迁至北海公园西畔的小四合院，每天清晨沿着玉带桥散步，之后坐进书桌前校订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。
1953年底，初稿完成，古籍出版社启动排印。徐特立、郭沫若读后交口称赞，其中郭沫若批注一句：“考据严谨，发凡举例，足为后学津梁。”刘策成伏案修改，又删补三万余字。毛主席收到样书，批示“速印”，此书次年面世，国家图书馆将其列为珍本。
有意思的是，刘策成晚年谈起三封书信，总说“润之待我有情，办事守规矩”。熟悉内情的人明白，正因为毛主席坚持规矩，才让这位老学人以正式程序走进中央文史研究馆，也才能心无旁骛完成那部传世之作。
1964年春，刘策成病逝于北京，享年81岁。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仍在重印，也仍有人读到扉页端正小字： “谨以此书献给天下好学之士。” 那份师生情谊，无声却绵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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